世人皆知毛泽民是毛主席的胞弟，却鲜有人知在他身边还有这样一位既是得力助手又是亲家的人物。在中央苏区时期，他与毛泽民并肩作战，为红军筹措物资；在香港时期，他担任华润集团董事长，暗中护送众多民主人士；在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又为中国纺织工业的崛起立下汗马功劳。更让人称奇的是，他的妹妹与毛泽民喜结连理，让这段革命情谊又添一份血脉亲情。这位传奇人物，为何能在革命年代和建设时期都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？他与毛泽民之间，又有着怎样动人的故事？
在浙江诸暨，提起钱家老宅，当地老人都还记得那座临街的木楼。1900年，钱之光就在这座不起眼的木楼里出生。这一段时期的诸暨，正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艰难转型，街头巷尾常常能听到＂自强＂＂维新＂的呼声。
年幼的钱之光和大多数清末民初的孩子一样，开始是在私塾里读书。那时的私塾先生最爱考学生＂三字经＂＂百家姓＂，可钱之光却对《新青年》这样的进步刊物更感兴趣。1912年，诸暨城里开办了新式学堂，这可让钱之光高兴坏了。当时在诸暨，能上新式学堂可是稀罕事，一个学期的学费就要白银二两，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
钱家虽不富裕，但钱父还是咬牙让儿子去读了。在新式学堂里，钱之光第一次接触到了新式教育，也第一次听说了＂德先生＂和＂赛先生＂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家里实在支撑不起昂贵的学费，不得不让他辍学。
辍学后的钱之光没有消沉，反而在社会这所大学校里找到了新的方向。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，这股革命浪潮很快席卷到了诸暨。当时诸暨的丝绸业正兴旺，可工人们的处境却十分艰难。钱之光看到工人们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，还要忍受工头的打骂，这让他深感不平。
那时候，诸暨的纱厂里流传着一首歌谣：＂天未亮，月还挂，工人起来做工啦；天黑了，月又升，工人还在做工忙。＂这首歌谣让钱之光深受触动。很快，他就投身到了工人运动中。
1921年，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诸暨，钱之光开始接触马列主义的书籍。在诸暨的老工人中间，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：有一次，钱之光在纱厂门口散发传单，被巡警发现。他灵机一动，将传单藏在工人们每天必经的小路旁的草丛里，让工人们下工时自己来取。这个办法既安全又有效，很快在当地的地下党组织中推广开来。
1927年，经过长期考验，钱之光正式加入中国。入党时，他对介绍人说了这样一句话：＂我要为穷人谋利益，为工人寻出路。＂从此，这个年轻的员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。这一年，他刚好27岁。
就在这一年，钱之光接到组织的指示，要他前往天津开展地下工作。临行前，他将自己的一套旧书留给了纱厂的工人，叮嘱他们说：＂这些书里有真理，你们一定要好好看。＂这一走，就是多年不能回乡。而这次北上，也让他与毛泽民有了交集，开启了他人生的重要篇章。
1927年深秋，钱之光抵达天津。在这座繁华的北方商埠，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民。当时的天津租界区，林立着各国洋行，也成为了革命党人的重要活动基地。毛泽民正在这里筹建一个秘密印刷厂，为革命事业筹措资金。
这个印刷厂表面上是一家普通的商业印刷企业，专门承接各类商业票据和广告印刷业务。实际上，这里不仅是革命宣传品的秘密印刷基地，更是党组织重要的经费来源。钱之光很快就在印刷厂站稳了脚跟，他凭借在诸暨时与商人打交道的经验，成功开拓了不少印刷业务。
1928年春天，一个意外的机会，钱之光的妹妹钱希均也来到了天津。作为一名比哥哥更早入党的员，钱希均此行是负责党的地下联络工作。在一次秘密会议上，钱希均与毛泽民相识。两人都是坚定的革命者，很快就产生了共鸣。
那时的天津码头，常有送往上海的轮船。钱希均就借着这些航线，为党组织传递重要信件。有一次，她带着一批重要文件要送往上海，却被巡捕盯上。危急时刻，正好遇到毛泽民从印刷厂出来。毛泽民立即装作与钱希均是夫妻，挽着她的手若无其事地走过巡捕身边，成功化解了危机。
1929年，在组织的见证下，毛泽民和钱希均举行了简单的婚礼。婚后，他们更加默契地配合开展革命工作。钱之光也因此与毛泽民多了一层亲戚关系，两人的革命友谊更加深厚。
天津印刷厂的日子并不好过。当时，军阀张宗昌的特务经常对租界区进行搜查。为了掩护印刷厂的实际身份，钱之光想出了一个妙计。他让印刷厂接一些私人订制的请柬和喜帖生意，还特意雇了几个老印刷工人做门面。这些老师傅虽然不知道厂里的秘密，但他们的存在却让印刷厂显得更为正常。
1930年夏天，一场意外的大火烧毁了印刷厂附近的几间铺子。特务趁机对整条街进行搜查。钱之光连夜组织工人将机器设备转移，又将重要文件藏在了油墨桶的夹层中。第二天特务来查时，看到的只是一间普通的印刷作坊。
1931年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，天津的形势日益严峻。组织决定关闭印刷厂，将力量转移到别的地方。临走前，钱之光和毛泽民将印刷厂的全部积累都交给了组织。这笔钱后来为中央苏区的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持。
离开天津前，毛泽民对钱之光说了一句话：＂革命路上，我们永远是战友，更是亲人。＂随后，两人分别奔赴新的战场。钱之光被派往中央苏区，继续在毛泽民的领导下开展供给工作。这段天津岁月，不仅让钱之光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，更为他日后在中央苏区的工作奠定了基础。
1932年初，钱之光抵达中央苏区。此时的苏区正面临着严峻的物资短缺问题。作为中央苏区供给部的负责人，毛泽民肩负着解决这一困境的重任。钱之光到来后，立即投入到了繁重的供给工作中。
当时的苏区，最缺的就是盐和布。实行经济封锁，这两样生活必需品都十分紧缺。钱之光根据在天津的经商经验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：在苏区边界建立秘密贸易网络，用苏区的土特产换取盐和布。
在瑞金城外的山区里，钱之光和当地农民一起开辟了几条秘密的运输路线。这些山路虽然崎岖难行，但正好可以避开的封锁线。他们选择在深夜运输，用竹筐装上苏区的茶叶、烟叶，换回来的盐和布则用油纸包好，以防受潮。
1933年春天，一次重要的物资交换行动中，钱之光遇到了危险。那天晚上，一支搜查队忽然出现在交易地点附近。情况紧急，钱之光立即指挥运输队将物资分散藏在附近的农家，自己则故意暴露行踪，引开了搜查队。这一招虽然保住了重要物资，但他自己却在跑过山涧时摔断了一根肋骨。
这次受伤后，毛泽民特意派人送来了一些药品，还叮嘱他要注意安全。但钱之光仍坚持工作，他说：＂苏区缺物资，战士们更需要这么多东西。＂就这样，带伤工作的他在三个月内组织了十多次成功的物资交换。
1934年初，苏区形势更加严峻。的经济封锁越来越紧，许多原有的贸易渠道都被切断。钱之光和毛泽民商议后，决定开辟新的供给线路。他们注意到，有些商人会把物资运到福建沿海，再通过渔船运往其他地方。
于是，钱之光化装成沿海商人，在福建沿海建立了几个秘密物资中转站。他利用潮汐规律，安排渔民在涨潮时将物资运进内河，再通过内河网络送往苏区。这条水路虽然迂回曲折，但却成功地突破了敌人的封锁。
在长征前夕，苏区的物资补给工作面临着最后的考验。钱之光协助毛泽民制定了详细的物资转移计划。他们将库存的盐、布等重要物资分散存放在各个秘密仓库中，既保证了红军的需求，又避免了集中存放可能带来的损失。
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。临行前，毛泽民将一份重要的供给网络名单交给了钱之光，嘱咐他务必保管好这些联系渠道。这些在苏区期间建立的地下供给网络，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钱之光和毛泽民在中央苏区的并肩作战，不仅解决了当时的燃眉之急，更为革命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。这段经历也为钱之光日后在香港领导华润公司打下了基础。
1938年，在党中央的指示下，钱之光来到香港，接手了刚成立不久的华润公司。这家表面上经营日用品贸易的公司，实际上肩负着为解放区输送物资的重任。当时的香港，作为英国殖民地，成为了中国与外界联系的重要窗口。
钱之光运用在苏区时期积累的经验，很快就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贸易网络。他采用＂以货易货＂的方式，用解放区出产的中药材、农产品换取急需的医疗用品和工业原料。为了掩护这些特殊贸易，华润公司还开展了大量正常的商业活动。
在香港，钱之光创造性地提出了＂曲线救国＂的贸易方式。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被发现，许多物资都是先运往第三地，然后再转运到解放区。他还在香港建立了多个秘密仓库，将这些仓库伪装成普通的杂货铺，用来周转物资。
1941年底，日军进攻香港。在这危急时刻，钱之光带领华润公司的员工连夜将重要物资转移到安全地点。他们把一批急需的医疗用品藏在了一家杂货铺的地窖里，这批物资后来成功转运到了延安。
日据时期，华润公司的工作更加艰难。钱之光想出了一个特别的办法：他让公司收购大量废旧物品，在这些废品中夹带重要物资。有一次，他们就用一批废铁皮掩护运送了一批无线电零件。这些零件后来被用来组装了延安急需的通讯设备。
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华润公司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。钱之光开始扩大公司的贸易范围，不仅与东南亚各地建立了贸易关系，还开辟了欧美市场。这时的华润公司，慢慢的变成了了一个真正的国际贸易企业。
1948年，华润公司迎来了一件特殊的任务。一批重要的民主人士需要从香港秘密转移到解放区。钱之光利用公司的贸易渠道，将这些人伪装成商务考察团的成员，成功地护送他们到达目的地。
在香港期间，钱之光始终没有忘记与毛泽民的约定。每当解放区有特殊需求，他都会想方设法满足。有一次，延安急需一批青霉素，当时这种药品在香港十分紧缺。钱之光通过多方联系，从英国进口了一批，又通过复杂的路线年新中国成立前夕，华润公司在钱之光的领导下，已发展成为一个资产雄厚的大规模的公司。这个曾经只有几个人的小公司，不仅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任务，还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的国际贸易经验。
在香港的这些年，钱之光从始至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。他经常提醒公司员工：＂做生意要做到滴水不漏。＂正是这种谨慎和智慧，使得华润公司在险恶的环境中持续不断的发展壮大，成功完成了党交给的重要使命。
1949年10月，新中国成立后，钱之光带领华润公司踏上了新的征程。此时的中国百业待兴，急需大量物资支持工业建设。钱之光立即着手调整公司业务方向，将重点转向工业原料和技术设备的进口。
1950年初，一项紧急任务摆在了钱之光面前。国内一家重要的化工厂要换掉关键设备，但由于西方国家的禁运，无法直接购买。钱之光通过香港的贸易网络，先后联系了多个国家的供应商，最终从北欧一家小公司购得了所需设备，并通过第三国转运回国。
在朝鲜战争期间，华润公司面临着更大的挑战。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，许多重要物资无法正常进口。钱之光发挥了他在香港打拼多年积累的人脉关系，开辟了多条秘密贸易渠道。通过这一些渠道，大量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得以运抵国内。
1953年，国内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。钱之光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：为新建的鞍山钢铁厂采购精密仪器。这批仪器技术上的含金量高，市面上很难买到。他派出精通技术的员工，以考察的名义走访欧洲多个国家，最终在瑞士找到了合适的供应商。
1955年，华润公司开始承担起更多的外贸任务。钱之光根据多年的经验，提出了＂以民养官＂的经营策略。公司一方面经营普通商品贸易获取利润，另一方面则利用这些商业往来作为掩护，完成国家下达的战略物资采购任务。
1957年，钱之光开始着手培养年轻的外贸人才。他在香港设立了专门的培训基地，选派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来此学习国际贸易实务。这些年轻人后来成为了新中国外贸系统的骨干力量。
1960年代初，国际形势急剧变化，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。钱之光临危受命，负责组织粮食进口。他采取分散采购的方式，通过多个国家和地区购进粮食，既确保了供应，又避免了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。
1963年，华润公司开始涉足新的业务领域。钱之光提出要为国家引进先进的技术。在他的主持下，公司成功引进了一批当时最先进的工业生产线，为国内轻工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。
到1965年，在钱之光的领导下，华润公司已发展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贸窗口之一。公司不仅在香港设立了完善的贸易网络，还在东南亚、欧洲等地建立了业务联系点，为国家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1966年，钱之光离开华润公司时，给继任者留下了一份详细的工作笔记。这份笔记记录了他多年来积累的贸易经验和人脉网络，成为了后人的宝贵财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