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4年2月，洛杉矶国际机场附近那家餐厅的餐巾纸，后来被艾伯哈德裱起来挂在了办公室墙上。但那天真正改变特斯拉命运的，不是那张纸，而是纸上画的三行字。那三行字后来出现在2006年8月的特斯拉官方博客里，标题叫《特斯拉的秘密宏图》。
艾伯哈德看了很久。他的手指点着第一行高端跑车，然后移到第二行中高端豪华轿车，最后落在第三行面向大众市场的平价车型。他抬起头，看着马斯克的眼睛。
艾伯哈德沉默了很久。他之前写的商业计划书，融资目标是五千万。十亿，是那个数字的二十倍。
一点一点弄。马斯克说，先A轮，再B轮，然后上市。我做过PayPal，我知道如何让一个烧钱的公司活下去。
这是他第一次在艾伯哈德面前提到PayPal(贝宝支付)。不是炫耀，而是表明：我不是光有想法的天使投资人，我是亲手从零到一、从一到上市，再从上市到卖掉整一个完整的过程的经历者。
圣卡洛斯的灰色建筑在雨幕里显得更灰了，墙皮有几处脱落，门口的草坪长着半枯的杂草。马斯克开着一辆迈凯伦F1——当时全世界最快的量产车，价值近百万美元——停在办公楼前面的碎石停车场上。雨打在车顶，发出密集的鼓点声。他跳下车，没有打伞，三步并作两步冲进门廊，衣服已经湿了大半。
塔彭宁在二楼看到那辆迈凯伦，吹了一声口哨。然后他扭头对艾伯哈德说：我们傍上大款了。
艾伯哈德没接话。他在想一个问题：一个开迈凯伦的人，会不会理解不了一辆电动跑车的精神内核？迈凯伦是燃油时代的巅峰，V12发动机，每分钟上万转的轰鸣。他真的要帮我们把那个轰鸣从世界上抹掉吗？
但它再快，也比不上电动车的响应。马斯克用手比划了一个踩油门的动作，汽油车踩下去，要等发动机升转、进气、喷油、燃烧、活塞往复、曲轴旋转。而电动车——踩下去，电流从电池流向电机，磁场推着转子转，瞬间最大扭矩。
折叠桌、折叠椅、从厨房借来的马克杯。墙上挂着的世界地图还是几个月前用红笔画着电池路线的那张。唯一的区别是角落里多了一台小型咖啡机——艾伯哈德刚买的，因为马斯克说过他不喝速溶。
艾伯哈德坐在马斯克右边，塔彭宁坐在左边。几位通过视频接入的董事，声音从一台老旧的会议扬声器里传出来，带着滋滋的电流杂音。
马斯克没有按惯例先念财务报告或者回顾上一阶段工作。他站起来，走到那块公司的白板前面——就是从办公用品超市买的那种普通白板——拿起黑色记号笔，写下三行字。
塔彭宁后来回忆：他说有谁不同意的时候，语气不是征询意见，而是如果你们不同意，我就自己干。你可以感觉到那种压迫感——不是因为他是大股东，而是因为他对这件事的笃定程度远超我们所有人。我们还在想能不能够做到，他已经想好了做到之后第三步怎么走。
他从头到尾审查了特斯拉的计划书、预算、时间表、供应链方案。每一条都被他翻出来问了一遍。为什么选这个电池供应商？松下之外有没有备选？变速箱要从英国采购？运费算进去了吗？明年这样一个时间段Roadster能不能上路测试？
艾伯哈德一条一条回答。有些问题他有现成的答案，有些问题让他卡壳，有些问题他根本没想到过。
不需要推翻，马斯克说，但要升级。Roadster的续航，你们的目标是三百五十公里，能不能够做到四百？
马斯克看了一眼艾伯哈德。然后说了一句后来成为特斯拉内部金句的话：成本不是设计的时候考虑的。是设计完了之后，想办法降下来的。设计的时候只考虑一件事：最好的方案是什么。
电话接入的几位董事没有说话。他们可能在想：这个新来的董事长是不是太激进了？或者他们在想：反正钱是他出的，他愿意烧就烧吧。
那天会议结束后，马斯克没有马上走。他在白板前面又站了一会儿，看着那三行字，用手掌擦了擦白板上被记号笔压出的凹痕。然后他转过身，对艾伯哈德和塔彭宁说：你们知道我做PayPal的时候最痛苦的是什么吗？
付钱太慢。马斯克说，每个人都想快，但银行的系统慢得像蜗牛。我花了好几年才把一笔钱从A转到B的时间从几天缩短到几秒。大多数人觉得这几秒钟不值钱。但我觉得值。由于时间——就是一切。
以前艾伯哈德和塔彭宁自己干，想怎么安排进度就怎么安排，快一点慢一点都行。现在马斯克每周要来两次电话，追问每一块电芯的测试数据、每一个供应商的报价、每一次路试的里程。他要求管理层每周五发一份进度报告，格式固定：完成项、滞后项、风险项、下周计划。如果不准时发，他的电话会在周六早上八点准时响起。
很多人觉得他烦。他要求的事情太多了，逼得太紧了。但没有人能否认，特斯拉的进度在加速。碳纤维车身供应商找到了——一家法国复合材料供应商，愿意为特斯拉定制碳纤维壳。电池组设计改了七版，热管理系统终于稳定了。变速箱的换挡顿挫问题，在一轮又一轮的测试中慢慢被驯服。
几个月后，Roadster的技术原型在反复测试中，终于能稳定跑完两百公里。
马斯克来试驾。他戴上头盔，钻进那辆还没装车门的原型车里，在测试跑道上跑了整整一个小时。下车的时候，他摘掉头盔，头发乱成一团，脸上带着一种罕见的、近乎孩子气的笑容。
马斯克投的650万美元，看起来是个巨大的数字，但造车的消耗速度远超他和艾伯哈德的预期。碳纤维模具开一套要上百万美元；电池管理系统的芯片要从德国定制，一次下单就要几十万美元；变速箱供应商要求预付，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接到电动车的订单，怕特斯拉跑路。
到2004年底，650万美元已经花掉了四百多万。Roadster的工程样车还没造出来，但预算已经烧了过半。艾伯哈德开始失眠。他在凌晨两三点爬起来，打开笔记本电脑，一遍遍算账：每月固定支出、供应商应付款、员工工资、办公室租金。每次算完，余额都是负数。
2005年春天，B轮融资关闭。Valor Equity(瓦勒股权)和Compass Technology(康帕斯科技)领投，加上其他几个小投资者，特斯拉又融了一千三百万美元。
钱进来了，但压力更大了。因为投资者的要求很简单：拿出能上路的车，按时交付。
Roadster的工程样车开始在各种天气、各种路况下测试。高温测试在死亡谷进行——地表温度五十度，电池组报警。低温测试在明尼苏达进行——零下三十度，续航掉了百分之四十。每一项测试都暴露新的问题，每一项问题的解决都意味着新的投入。
马斯克在B轮融资后的第一次董事会上说了一段话。这段话后来被多次引用，成为特斯拉早期员工的精神信条：
我们做的事情，全世界都说不可能。底特律说不可能，东京说不可能，沃尔夫斯堡说不可能。但我们在这里——不是在底特律，不是在东京，不是在沃尔夫斯堡——我们在硅谷。硅谷的意义就是做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。
如果有一天，我们失败了，我不会怪任何人。但如果在我们还没试之前就放弃，我不会原谅自己。
2005年的特斯拉，依然是一间随时有可能倒闭的小公司。没有自己的工厂，没有自己的销售经营渠道，没有品牌知名度。在底特律和东京的眼里，它只是一个硅谷的笑话——几个搞软件的，几千节笔记本电池，就想造车？
他在乎的事情只有一件：Roadster要快、要远、要美。快，是为了让你忘记汽油车；远，是为了让你不再焦虑；美，是为了让你不好意思开别的车。
这是他第一次在投资人面前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会议室里有人笑了。不是嘲笑，是那种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疯了的笑。但艾伯哈德没有笑。他记得几个月前，在那家餐厅的餐巾纸上，马斯克画了三行字。那时候他也差点笑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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